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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情怀 大家风范 ——我心目中的苏步青先生 朱宝禄 早在读高中的时候,就听说苏步青教授是一位了不起的大数学家。20世纪60年代初,我考入浙江大学数学力学系学习。作为浙大数学系的创始人之一,苏老自然成为我心目中的偶像。但真正与苏老接触、交往,甚至建立深厚感情,成为忘年交,那是80年代中期才开始的。当时,我在浙大校长办公室任职,由于工作关系,曾多次接待苏老,每次接触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那敏捷的思维、卓异的思想、诙谐的语言、和蔼可亲和平易近人的作风,一下子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渐渐地,我对苏老的崇敬之情中又增添了亲切眷恋的成分。直到后来,在感情上达到相互思念、见面无话不说的地步。苏老马上就要100岁了,作为学生、晚辈,在这位可敬可亲的世纪老人百岁华诞之际,我的思念之情更是久久不能平静,如烟往事,又一幕幕映于脑海之中。 热爱浙大 情深意切 苏步青先生1931年从日本留学回国,当时,清华大学正在招贤,用高于浙大3倍的重薪聘请他,苏老没有去,最后还是挑选到浙大。我冒昧地问苏老,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苏老说: “我是温州平阳人,浙江是我的故乡,浙大牌子老,陈建功教授是我的良师益友,出国留学前我们就约定,回国后一起到浙江大学,共同把浙大数学系办好。”这充分表现了苏老热爱家乡、言而必信的高尚情操和崇高品格。抗日战争爆发后,浙大西迁至贵州、遵义、湄潭办学,苏老和他的全家随浙大西迁,过着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苏老无半句怨言,跟随竺可桢校长,把教学科研搞得热火朝天,先后为国家培养了一批像谷超豪、胡和生等那样的栋梁之材。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苏老调到了复旦大学,临走时他依依不舍,十分留恋工作过21年的浙江大学。从那以后,即便后来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名誉校长,仍经常到浙大,竭力谋求复旦和浙大教学相长、共同发展。过了30年,苏老应邀回母校参加浙大建校85周年校庆,在庆祝大会上,他深情地说:“我热爱杭州,更热爱自己多年工作过的高等学府——浙江大学。这里的学风艰苦朴素;这里的学生聪明勤勉;这里的教师诚恳踏实,这些都是造就接班人不可缺少的条件。我为自己能在浙江大学工作过而感到光荣。”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肺腑之言啊,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又过了10年,1992年春,苏老应路甬祥校长邀请,回母校参加95周年庆典,在浙大新落成的体育馆,他又一次作了精彩的演讲,最后当他讲到抗战时期,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赞颂浙大为“东方剑桥”时,苏老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一定能把浙江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到那时,我们可以在英国剑桥大学的讲台上,称它们为‘西方浙大’”!全场又一次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1996年5月,我受浙大潘云鹤校长的委托,专程去上海邀请苏老回母校参加浙大百年校庆,并请苏老为母校百年华诞题写贺词。苏老非常兴奋,似乎忘记了自己正在住院,情深意切地谈了许多关于浙大建设、发展的建议和想法,并且斩钉截铁地说:“一定去!你们不请我也要去!”可是,当请他给母校庆典题词时,他却十分沉重地说:“老了,一直来不服老,现在服老了,脑子里空了,写不出东西了。”可过了不到半个月,我接到苏老秘书王增藩同志的来信,信中说:“关于请苏老题词之事,已进行了10多天,因对联长,苏老动手改了三次,至今仍不满意……”。我真没有想到,病中的苏老,办事是那么认真,一丝不苟,充分表达了他对母校的一片深情。苏老最后定稿的贺词是: 学府经百年 树校风 钟灵毓秀 伟业传千秋 展宏图 桃李芬芳 由于健康原因,尽管苏老十分盼望回母校参加浙大百年校庆,但医生始终未表示同意,致使不能成行,苏老至今仍感到十分遗憾。 淡泊生涯 平民本色 1987年春,苏老应邀回母校讲学,他从上海写好一纸条幅带来送我,我非常高兴,连忙送 去西泠印社裱好,挂在家中客厅,客人到我家,最喜欢的就是欣赏苏老的这首诗: 黄冠翠袖足清闲,淡泊生涯水石间。 南闽有家归梦远,西湖无庙属杯难。 闻香晓日春何早,听雨青灯夜更寒。 我似老僧偏爱静,案头不厌两相看。 苏老赞颂水仙花的淡泊生涯,表达了自己一生从教、两袖清风,淡泊名利、宁静致远的广阔情怀。“西湖无庙属杯难”,正是苏老向往杭州、思念浙大,盼望能经常在西子湖畔,与亲朋好友团聚的内心写照。我很后悔,当时未向学校建议,在杭州给苏老安排一套房子,让他可以自由地来往于上海杭州,享受晚年的幸福生活。1988年3月,苏老被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从那以后,苏老每次来杭,都必须报告上海市政府和浙江省政府。省政协、省府办公厅给他安排住西子宾馆或西湖国宾馆,苏老总是婉言谢绝,坚持要求住在浙大招待所。他说:“不要多花政府的钱,到家了,住在家里最方便,最安全。”办公厅同志只得顺从苏老,但再三交待我们要绝对保证苏老的健康和安全。苏老住浙大招待所,起居饮食都很规范、简便。他吃得很清淡,以素食为主,不吃高档菜,如果我们客气一句,请他多吃一点,他就风趣地说:“老蝗虫到,吃光用光。”苏老每次来杭,都从上海带来一瓶低度白酒,中餐和晚餐都要饮一小盅,这并非是苏老嗜酒,而是一种习惯。现在看来,也许是苏老健康长寿的一个秘诀和养生之道。苏老十分勤朴,早在浙大西迁贵州湄潭办学时期,他就在自己住家的屋前屋后,种了很多的玉米和蔬菜,用以补充当时8口之家的粮食不足。直到解放以后,苏老调至复旦大学担任校长、名誉校长,他仍坚持在自己居住的小楼周围种植蔬菜和花木,保持他的劳动本色。我两次去上海看望苏老,都看见他手拿农具正在铲地和浇水,累得满头是汗。我不忍心地对苏老说:“这么大年纪您还在种菜?现在菜场上什么菜都有,你要保重身体啊!”苏老边擦汗边笑着对我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人老心不老,动是健康的源泉,要坚持天天动。”苏老性格十分随和,说话风趣幽默,平时总是谈笑风生。1991年9月,贵州湄潭县政协主席洪星同志陪同县委书记华金河去上海看望苏老,祝贺苏老90华诞。洪星向苏老汇报了近年湄潭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概况,苏老听了十分高兴,问洪星同志在湄潭担任什么工作,洪星同志不好意思地轻声回答说:“政协主席。”苏老十分高兴地说:“好!我们同行,你主席,我副主席,你比我官大!”苏老风趣幽默的话语,引得在座的同志忍俊不禁,哈哈大笑。1997年6月,我受张浚生书记和潘云鹤校长委托,带上蛋糕、花篮和母校百年校庆的全套资料去上海看望苏老,祝贺苏老96岁寿辰。一进华东医院,苏老正在理发,见到我们,他忙叫停下,十分热情地接待我们。我看给苏老理发的是一位年逾七旬的老人,忙说:“老师傅,辛苦了,休息休息!”苏老笑着对我说:“他是我的大儿子苏德明,复旦大学教授,我的专职‘理发师’。”一时间,我目瞪口呆。对苏老的崇敬之情又增添了一层。 关爱后学 希冀未来 苏老对青少年关爱备至,以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己任,把自己的希望和民族国家的希望融合在一起,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那是1989年的初春,正值梅花盛开时节,苏老应邀回母校讲学。一天上午,我陪苏老和他的秘书小王去灵峰观梅,遇到一批浙大学生,苏老主动上去与学生们交谈。当我向他们介绍:“这位是浙大老校友苏步青先生”时,学生们喜出望外,争先恐后请苏老题名,苏老一一予以满足。他风趣地说:“50年前,我在浙江大学教书,50年后,你们在浙大读书,我们之间是相隔三代的校友,今天老校友会见新校友,大家很高兴。你们真幸运,社会和家庭给予你们优越的条件,希望你们牢记竺可桢校长的教导,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攀登科学技术高峰,为祖国争光,为母校争光。”同学们围着苏老,久久不愿离去。1989年深秋,我陪苏老去浙大附中参观,附中校长张绪培召集了300多名师生,邀请苏老见面讲话,苏老答应了,他说:“今天能与浙大附中的老师同学们见面,很高兴,但要讲话,我没有准备,现在是‘逼上梁山’……我有好几个孩子是浙大附中毕业的(贵州湄潭时期的浙大附中),我对浙大附中有深厚的感情。我喜欢同你们交流思想来补充自己的不足。同学们不但要学习文化科学知识,还要学习政治,提高思想觉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老师很辛苦,要尊重老师,老师要为人师表,服务于人民,要培养学生超过自己。我从1927年大学毕业后,做了62年教师,做到老,学到老,把教育当作自己的崇高职业。我不是名师,是严师,严师出高徒,高徒‘捧’严师。”会场上群情激昂,响起阵阵热烈的掌声。会后,苏老欣然挥笔,为师生们题词:桃李满园春正好 风光遍地路还长。在纪念竺可桢先生诞辰100周年的时候,浙大工会组织青年教师召开座谈会,专门邀请苏老参加,苏老高兴地应邀出席。在会上,青年教师谈了改革开放以来,浙大快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同时也谈了他们的希望和要求。苏老认真地倾听了青年教师关于职称、住房、工作环境等方面的意见,坦诚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最后,苏老说:“你们是浙大的生力军,你们奋战在教学和科研的第一线,浙大的发展靠你们,祖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靠你们。你们提的都是工作、生活中的实际问题,我一定把你们的意见和合理要求反映给母校领导,请他们根据有关政策和浙大的实际情况,逐步、逐项地给予解决。”记得就在第三天,苏老在路甬祥校长送他上车回上海时,一一都给路校长转达了。1989年11月3日,我陪同苏老和秘书游览杭州玉皇山,在玉皇山顶遇上杭州保塔小学的300多名学生在秋游,苏老非常兴奋,主动与小朋友亲切交谈。当我告诉小朋友们,这位就是我们尊敬的苏步青爷爷时,全场顿时沸腾了起来,300多名学生团团围住苏老,频频向苏老致敬,请苏老签名,与苏老合影,一时间,玉皇山顶变成一片欢乐的海洋。苏老殷切勉励小朋友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从小学好本领,炼好身体打好基础,将来为祖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最后,苏老为保塔小学的学生们题了词:为学应须毕生力 攀高贵在少年时。苏老的题词将永远激励保塔小学的学生们奋发学习,勇攀科学高峰。与苏老的接触和交往,是我一生的幸运。他的语言,他的风采,他的博学,他的人格魅力,给了我难忘的记忆和深刻的影响,激励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实地前进,永不停步。 (作者为浙江大学原办公室副主任、竺可桢基金会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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