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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贺步青吾师期颐大寿 熊全治 我能为苏步青老师百年诞辰撰写庆贺文章，感到很荣幸而且十分高兴。 我国著名古贤文上载有“山中也有千年树，世上难逢百岁人”。现科学昌明，医药发达，世上仍是很少百岁老人，苏老能享有此高龄而很健康，不是无特殊修养及保健可得到的，若如此特殊保养下去，我预祝他将更可延年益寿。他今年100岁，已超过曾创世界数学史上高寿之数学大家——英国的罗素和法国的阿达玛(两位都活到98岁)，夺得了数学史上的高寿冠军苏老是复旦大学名誉校长，热爱祖国，献身科学、教育和社会事业，有崇高品德，是当代一大数学家，有独立创造之天才。他的工作以微分几何为主，是一多产作家，著有约160篇研究论文及12本微分几何学教本，造就了许多人才，贡献甚大。 他有惊人之研究精神，十分珍惜时间用于写作。举一两个例子，他有很多小孩，在家当师母他帮忙抱一下小孩时，他总是一手抱小孩，另一手仍提笔继续写作；还有，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飞机来轰炸，我同他在防空洞里，看见他仍继续写作。 他的许多理论已应用在科研实践，如飞机设计、船体放样等，既可提高科技产品之质量，又可增强经济效益。他指导学生做论文，也是非常努力的。首先他供给学生资料，让学生去找题目，学生做成了论文以后，他一一要仔细检验，最后还要代修改英文，以便投向国外杂志发表。他对诗词也很有研究，最近还出版了一本书，名叫《数与诗的交融》。他认为读理工的人搞点形象思维，读点诗词，对打开思路、活跃思想是很有帮助的。浙江大学是1928年成立的。那时数学系主任是陈建功先生，过了几年陈先生特请苏先生从日本回来接替他，后来数学系的主要课程都由苏陈两位先生教，他们大都不用教本，而用适当速度口授，学生都可笔记下来。他们在黑板上写的字和符号及公式，都很整齐，同印的一样，学生也都可抄下来。那时他们即认为我国应在国内多培养研究人才，不应再专靠外国留学生。因之决定训练学生在毕业前有独立读书及论文写作之能力。每个学生四年级时在分析及几何两科中必须选一科做专科，再由专科导师选一本德文或一本法文的数学书，及一篇在国际杂志上最近发表的论文攻读。每周由学生轮流向全体教员报告，若此两报告不及格，不管其他成绩如何好，亦不能毕业。在浙大，好的毕业生都留下做助教，苏陈两位先生继续指导他们，希望他们能写出论文来。经 过几年，第一个训练出来的是方德植先生，他几年内在日本及意大利杂志上发表了好几篇微分几何论文，因之浙大研究空气渐浓，以后能写论文之毕业生亦渐增多。1935年秋季起我是大学四年级学生，我选了苏先生做我的导师，他叫我读F.Klein之《高等几何》书。那书的德文确写得很好，非常文学化，因此不易读。关于论文之报告，苏先生选了一篇那时刚在美国数学会会报上发表的关于一三次欧氏空间内一二次曲线之一新射影特性的论文。到该年12月我不但将论文报告完毕，并且解决了原文作者不能用他的方法解决的三个特别情形，后来我的这篇论文刊登在1934年浙江大学科学报告上。一般该报告上登载的文章，都是浙大的教授用西方文字发表的研究论文。1936年我在浙大毕业，依我之志愿留校做研究助理，无其他任务，随苏先生研究射影微分几何。苏先生开了一门课，讲授他新编的关于射影微分几何的讲义。我除听那门课外，还读些论文，一年内写了一篇关于射影微分几何的论文，该论文后来登在1940年中国数学会年刊(西方文字版)上。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侵华战争在秋季蔓延到上海。杭州当不安宁，浙大临时迁往建德，我亦随之去那里。那时战争日继扩大，浙大又迁往江西泰和，后又再迁至广西宜山。在武汉我曾将我那两篇论文，向中英庚款董事会申请在国内进行研究的补助，到重庆我已得到中英庚款之补助，并派我到宜山回浙大随苏先生研究。我是在1939年3月间抵宜山，陈建功先生一人已到，家眷未同来，苏先生因送家眷去浙江平阳老家，尚未到达，陈先生同另外一陈先生(陈仲和先生，浙江土木系教授，亦是单身在那里)同住在一缝衣店内一大房间。我去看陈先生后，得知在他们那里，前面尚有一很小的房间空着，我就马上租下来。搬进后，每天早上我参加两陈先生轮流烧稀饭，每人再从附近一饭店各买几个小包子，搭配起来当早饭。中饭同晚饭都包在附近一饭馆。那时在那里无电炉，我烧稀饭初始，最感困难之事，就是把炭放在一小炉内起火。经过几次以后，慢慢习惯，起火已无问题。但两陈先生每天起床都很早，轮到我烧稀饭的那一天，我必须也很早起床烧好稀饭等他们。那时我很年青，喜欢睡早觉，早起对我是一件极难的事，我也无法不得不服从多数。不久苏先生单身亦来宜山。宜山很小，空房早已租出去了，苏先生喜欢同我们在一道住。但我们那里又无空房，结果他愿同我挤在那一小房间，我当然很欢迎。他每天一早就起床，但从不催我早起。他也参加我们吃饭的组织，经过陈先生之推荐，我们4人之中晚饭的点菜及记一切账目全由我办。陈先生每餐都要饮一两杯绍兴老酒，我总是点一个小菜(如白切鸡，两广之名菜)给他下酒，我们4人谈天时都在陈先生的大房间。我们什么都谈，苏陈两先生都信任我不传话，因之他们当我面常讨论数学系里之行政。以上仅是关于我同苏陈两先生在一道时生活上的几件细微事件，但现在回忆起来仍是难得而可贵的。我们搬到宜山后，环境稍安定，苏师又重新组织讨论会，连我在内共有4人(张素诚、白正国、吴祖基同我)，相当热闹。每周轮流讨论，首由苏师讲他的“高次元空间内曲线之奇异点”。那时，日机曾来宜山大轰炸过一次，我们天天逃警报。但因我同苏先生日夜在一道，不能偷懒，并且随时可向他请教，故我的研究成绩很好。我在宜山共写了5篇论文，在那里住了一年多一点，直至日本军队在南宁登陆、柳州告紧为止。在宜山时因战争关系我们同外国的联络，除有时由航运间或得到一点消息外，几乎完全断绝。在那种环境下虽然努力研究，亦是等于闭门造车，甚难出门合辙。1940年初在宜山时，中华文化基金会宣布(当是抗战时期最后一次)，仍补助科学工作人员到外国(那时只能去美国而不能去欧洲)研究，我就告诉苏先生此消息，并且表示我想申请到芝加哥大学同E.P.Lane(他是美国的射影微分几何大家)工作。苏先生知道我对研究甚有兴趣并且很努力，他这次不但不反对，并且很高兴地答应帮我写推荐信。我的申请送出不久，有一天浙大竺可桢校长由重庆开会回来对苏先生说：他在重庆会到姜立夫先生，姜先生对我的申请甚有兴趣，但他觉得我不应去芝加哥而应去普林斯顿，竺校长即回答姜先生说关于这点他要回去问苏先生的意见，后来苏先生同我都觉得能到普林斯顿当然更好。于是就请竺校长如是回答姜先生。因为当时姜先生是国内最有影响的数学大家，他既有意要我去普林斯顿，竺校长、苏先生同我三人都甚高兴，以为这次我必去成美国。但事出于意料之外，因某种原因，中华文华基金会最后决定那年不补助读数学的人去美国研究。 1940年春，浙大又由宜山迁往贵州遵义，此后环境又安定下来。苏先生又继续讲授射影微分几何，又指导由宜山同来的几位学生做研究。后来学校觉得地方太小，不适于全校之发展，于是翌年初，理学院及农学院迁往湄潭，在那里我们很快就恢复研究。那时抗战已三四年，虽物质生活方面很苦，但大家都能继续求学或做研究，一直维持那可贵之精神到抗战结束。但我要去美国研究之心仍未稍懈，于是又告诉苏先生，我要写信给美国几个对微分几何特别有名的教授，如芝加哥大学的E.P.Lane及密希根州立大学的V.G.Gnove，要他们帮忙给我一个奖学金。苏先生也同样写了一封信给麻省理工学院的N.Wiener。 Lane和Wiener，他们都回苏先生的信，说没有机会。最后Gnove来信说给我一个研究助教奖学金，月薪75美元，学杂费一律免交。得此信后，我难以形容地特别高兴，马上去看苏先生，他亦甚高兴，并要去问竺校长之意见。后来苏先生告诉我，竺校长说国内因抗战误了许多人才，那时教育部正在筹划待战争结束后，将在各大学选送一大批教授出国深造，浙大必有几名，他并保证我一定在内。不过何时战争可结束(那时是在1943年)，无人可预知，最后竺校长仍赞成我去密希根。他的理由是：早去是好的，到美国后总有办法，于是我就决定去密希根。那时我已结婚，后来Gnove再帮忙在密希根得一免学费奖学金之证件给我内人(余文琴)。于是我们两人就筹备办出国手续。在抗战期间政府有教授不准出国之限制，我在重庆前后共等了一年多，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后，我始能搭上由重庆至印度加尔各答的最后一班客机。到那里我运气好转了，只等了一个月，我就搭上了一条美国送军人回国的小货船，经过地中海走了30天，于1946年2月25日安全抵纽约港，结束了我的理想研究地方的寻求。余文琴一直等到1947年夏天由上海坐船到旧金山，再坐火车到密希根。日子过得太快，我未在苏师近旁亲自受教已有五六十年，但我完全未忘记他的研究精神，已承接那种精神在美国研究整体微分几何，连在国内发表的20多篇论文，我共发表了将近100篇，在此100篇内我已选出64篇编成我的选集(共600多页)：Selected Papers of ChuenChih Hsiung, World Scientific, Singapore,2001.自1947年起又多了几位作者用拓扑方法证明了一些双维(除6维外)球面上无复结构，因他们的方法不能用在6维球面上，所以6维球面上有无复结构为最近四五十年未能解决的一公开难题。1986年经过关于一复算子的甚复杂之计算，我得到2n(n≥2)维黎曼流形(具有一适当尺度)上一殆复结构是一复结构之必要条件，由此条件即可证明2n(n≥2)维球面上无复结构。再者，此必要条件将成为复流形几何上一重要基本公式。3年前我的腿就不能多走，现在医生更要我不作长途旅行，所以这次我不能回国亲来庆贺吾师大寿，至以为罪，现只有我们在海外敬祝老师福寿双全。 (作者为美国里海大学数学系教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