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毕生精力献给党的教育事业

  ——学习苏步青教授的革命精神

(《文汇报》1981年5月28日，现已略作修改。)

谷超豪

苏步青教授是一位国内外闻名的数学家，也是亲手培育我成长的老师。55年来，我在苏老师身边学习、教书和进行科学研究，时时得到他的亲切关怀和教诲。我取得的成绩，凝聚着老师的心血和汗水。他不仅指导我勇攀数学高峰，而且在学风上、思想上也给我许多教育。苏老师接受党的教育，自觉改造世界观，从而走上献身党的教育事业道路的经历，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31年，苏老师从日本留学回国执教，至今已70年了。正像所有的人都需要改造旧思想一样，苏老师在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的生涯中，也经历了改造世界观的艰苦过程。解放以前，苏老师是一位有爱国热情、有正义感的教授。全国解放后，他逐步加深了对党的政策的理解，从而树立了对党的坚定信念，并且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光荣的一员。在正确思想指引下，他除了上课、编教材、带研究生之外，还发表科学论文150余篇，撰写数学专著和教材10部。他为国家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不少人已成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著名的教授或研究员。他解放前培养的25位学生，曾分别担任十几所高校数学系主任、副主任职务。他为发展我国数学科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保护学生的“训导长”

1947年，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反动派杀害于狱中，全校学生悲愤异常。在抗议的集会上，教授会为抗议政府杀害学生而宣告罢教一天，当时的教授会主席正是苏步青先生。

在震撼全国的“于子三运动”中，我作为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屡次向苏老师介绍学生运动的进展情况、学生自治会的主张，苏老师总是抱着同情的态度；另一方面，他希望我们的运动不要太过分，以免引起当局的进一步迫害，也担心学生罢课太多会影响学业。

到了1948年初，浙大原来的训导长干不下去了，竺可桢校长选中了苏先生，请他担任训导长。当时地下党认为，让苏先生这样爱护学生、政治上无偏见、有正义感的人士来担任训导长，对我们是有利的。我向苏先生表示过，支持他担任这一职务。

他在担任训导长后，第一件事就是亲自为学生采购大米，帮助解决学生的生活困难。在接踵而来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等一系列运动中，国民党反动派对学生镇压的措施越来越厉害。特别是1948年夏天，国民党成立了特种刑事法庭，传讯进步学生，并审判判刑。学校有关的同学在党组织帮助下，纷纷撤离，到解放区或浙东。有一位叫陈业荣的同志，是地下党员，在学生自治会中担任主要职务，也属于被传讯之列。但他患有肺结核，不能撤退，眼看他将要被反动派抓去，苏先生作为训导长，以该生抱病不能出庭为由，硬是把他保了下来，在学校养病，免遭了迫害。

1949年初，李宗仁任代总统，宣称要释放政治犯。这时浙大还有几位进步学生在狱中，其中有和于子三同时被捕的陈建新、黄世民、郦伯谨三人，还有地下党支部负责人吴大信（未暴露身份）。学生自治会就提出要释放他们。竺校长、苏先生都支持这一要求，以学校名义向省政府送去要求释放的公文，苏先生还通过一些社会关系进行疏通。迫于当时形势，国民党当局也只好放人，这些同志出狱后不久就安全转移了。

临解放前夕，为防止反动派入校抓人，学生自治会加强了防范措施，在校内放哨巡逻，苏先生也支持这些活动，记得他还去察看过学生放哨的地形。当时杨忠道听到一个消息，说反动派已注意到我，他就和苏先生说了此事。苏先生说，如果有这方面的消息，我一定及早告诉谷超豪，让他避开。

总之，苏先生在竺校长的支持下，使本来是迫害学生的训导处发挥了保护学生的作用，解放前夕，浙大的进步力量没有受到损失。

信念是奋斗的动力

杭州刚解放时，苏老师对共产党能否领导经济建设，特别是能否领导教育、科学，疑信参半。正在这时，浙江省军管会主任谭震林派交际处处长胡成放来到了苏老师的家里，亲切地与他握手、谈心，介绍党的政策，了解他的家庭生活情况，并郑重其事地通知苏老师到北京出席即将召开的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在北京，他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参加了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宴会。共产党如此“礼贤下士”，使他深受感动。接着，他又亲眼看到，在共产党领导下，财政经济情况迅速得到好转，整个国家在朝气蓬勃地前进。苏老师常常对我谈起他亲身经历的几件事：第一件，国民党统治期间，他刚回国到浙江大学任教，就遇上一连4个月欠薪，只好借钱度日；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内迁贵州，苏老师拖儿带女，住在破庙里，靠吃发霉的地瓜干充饥；抗战胜利后，生活仍然没有保障。而解放后，苏老师生活安定，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多方关怀，没有“后顾之忧”。第二件，他在解放前刻苦钻研业务，撰写出专著《射影曲线概论》，可是得不到出版。解放后，这本书以专著形式由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还被译为英文。接着，该社又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专著《一般空间微分几学》。他的这些著作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第三件，过去，苏老师在浙江大学数学系，执教近20年，只培养100名不到的毕业生，其中不少人找不到工作，有的四五十岁就与世长辞了。而解放后，复旦大学数学系平均每年为国家培养的毕业生超过100人。这些来自实际的强烈对比，使苏老师树立了对党的坚定信念。他终于觉悟到，社会主义制度为知识分子开辟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在1951年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

1958年夏，苏老师在国外访问时和我见面，他激动地向我倾诉了自己热爱党、要求加入党组织、决心为党贡献自己一切的愿望。第二年春天，党组织经过考察，决定吸收苏步青同志入党。

正是对党的坚定信念，支持着苏老师在困难和挫折面前不屈不挠地前进。在“四人帮”横行时，无休止的批斗，没能使他屈服、流泪。然而，当他获悉反革命罪犯张春桥阻拦恢复他的组织生活时，苏老师悲痛万分。在恶劣的环境下，他仍坚持做力所能及的工作。当他被赶到江南造船厂“劳动改造”时，他与工人、技术员合作，把数学运用于船厂的技术革新之中；他到上海工具厂劳动时，又为大家讲授《微分几何》。那时，来自四面八方的自学青年，经常给他寄来数学论文，与他探讨学术问题，苏老师都认真阅读，并回信指导，他还从来信来稿中发现若干名有才能的青年，记下他们的地址和名字。粉碎“四人帮”后，苏老师立即在邓小平同志召开的座谈会上，愤怒地控诉了“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提出了许多重要建议，包括恢复招生制度和研究生制度。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在1977年招收了一批研究生，苏老师发现的十几名青年中有12名通过考试入学，现在他们大都已学成，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原数学研究所有十几位很有前途的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离开，苏老师要求把他们调回复旦数学所，得到了小平同志的大力支持。苏老师热爱党，党更加关怀和爱护苏老师。粉碎“四人帮”之后，党组织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并委以重任。苏老师挥笔写下“岂为高明遭鬼瞰，毋因包袱碍装轻。此身到老属于党，二次长征新起程”的诗句，表达了他对党的坚定信念和一片忠诚。

把个人融化到党的事业中去

加入党组织，并不意味着自己的世界观改造就解决了。苏老师深知，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不可能一蹴而就。要完成这个艰巨而长期的转变过程，最主要的是解决为谁服务的问题。他常常思考这个问题：解放前，自己曾经艰苦奋斗了半辈子，但对国家、对人民并没有做出太多的贡献。当时曾想自己创办一个综合性的数学杂志，也始终没有成功。为什么呢?他发现，除了社会制度之外，还由于这种奋斗，缺乏更为远大的目标。他开始意识到，个人的事业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只有把个人的奋斗融化到党的事业中去，自己的聪明才智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由于苏老师把党的事业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他在工作中的立足点高了，胸襟开阔了，就能较好地处理教学与科研、老师与学生、关心他人与关心自己等几方面的关系。

学校首要的任务就是教学，为国家培养优秀的人才。而科学研究又为提高教学质量提供基础，它们之间结合得好，可以起到相互促进的作用。但是，有些同志往往从个人的得失出发，不愿多承担教学任务。对于苏老师来说，尽管他已教了几十年书，又有著书立说的良好条件，但是他想到培养人才的重要意义，只要条件许可，他总是坚持对学生和青年教师进行教学和指导。苏老师为自己规定了几条，即不脱离教学第一线，坚持参加小型科学讨论会，听取学生的报告，精心加以指导。曾经有过几次讨论会遇到刮大风、下暴雨，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顶风冒雨按时赶到数学楼参加报告会。

苏老师还热情地鼓励学生超过自己，为学生的每个进步感到高兴。他常对我说：我的那一套老了，你应该超过去，研究一些新的理论，这不是哪个人的需要，而是党的事业的需要!听到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我十分感动。许多由他培养出来的学生，都十分赞扬老师的这种风格。苏老师虽年近八旬，还时常挂念着学生的健康成长，把他们当作国家的宝贵财富。

苏老师一贯对优秀青年人才的成长十分关怀。50年代，他和我共同选拔了李大潜同志，并且把培养的责任交给我，但他仍然对李大潜的成长极为关心，经常鼓励他不断地向更高的目标前进。这一点，在他身处逆境的情况下，更显得宝贵。在“四人帮”大批基础理论时，数学系中年教师许永华，暗中研究抽象代数。苏老师获知后，他冒着被打成搞“翻案”、“复辟”的风险，夜晚摸黑登门当面对许永华的研究表示支持。当许永华论文写出后无处发表时，苏老师又为他推荐。到1981年年初，数学系就有6位教师被提升为教授，其中包括他解放后大力直接培养的胡和生和李大潜、许永华等人。此外，还有14位教师被提升为副教授。苏老师这种鼓励青年一代成长的精神已形成了优良的传统，促使数学系人才迅速成长。

在繁忙的行政事务和教学工作中，苏老师也没有放松自己的科研工作，继续出版了不少论文专著，在古稀之年还带头发展新学科。他感到只有投身到党的事业中去，个人才能获得无穷无尽的动力，才能最大限度地放射出自己的光和热。

活到老，改造到老苏老师常常告诫自己，要像周恩来总理那样，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坚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作为自己言行的指针，并将重新焕发出来的青春活力，争分夺秒地投入到忘我的工作中去!他除了着手恢复、整顿数学研究所，继续坚持参加小型讨论班之外，还重新走上讲台。1978年夏天，他冒着酷暑，前往杭州讲学一周，共讲了20小时。回校后，他又为研究生开设了50多节《微分几何》课，加工编写出教材，撰写成专著。《微分几何五讲》就是他教学和科学研究的产物。1979年，上海科技出版社为他出版了中文版，新加坡世界科学出版社去年还将该书译为英文出版。就在苏老师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复旦大学校长以来的一段时间，他就出版或撰写了4部专著。1980年，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由苏老师担任主编的《数学年刊》也创刊了。他几十年不能实现的愿望，今天终于实现了。

苏老师惦念着祖国的未来，时刻为下一代操心。他经常用切身体会，向青年进行爱国主义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他还以身作则，大力倡导精神文明，树立共产主义道德新风。他为报刊、少年杂志撰稿，谈自己的治学经验，对他们提出殷切的期望，在全国各地青少年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他十分珍惜经过斗争得来的“共产党员”这个光荣称号。他说：“党员专家，首先是党员。”在党小组里，他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带头联系思想，踊跃发言，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他时常警告自己不要脱离群众，努力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

苏步青老师所走过的道路，在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的经历对我个人是一个极好的教育，对年青一代如何在党的教育下，认真改造世界观，健康成长，具有现实教育意义。我们要学习苏步青教授的革命精神，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为实现四化贡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数学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