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识苏师60载

——祝贺苏步青老师百岁寿辰

叶彦谦

自我识苏师已将60年，转眼消逝，何其速也。我自幼爱好文学，但更爱数学。1940年高中毕业时祖父希望我读大学历史系，将来帮他整理宋史。父亲希望我进同济大学学医，他那时是浙江衢州的名中医师。而我则决定读数学，并征求数学老师毛以泉先生的意见，应该投考哪个大学?毛先生毕业于旧中央大学，原是杭高的名教师。他对我说：“现在浙江大学的陈建功、苏步青两教授都是国内外著名数学家(当时华罗庚、陈省身才30来岁，在数学界尚未广为人知)，你何妨不去投考浙大龙泉分校呢?”我听从他的建议，于是年9月进入浙大龙泉分校。1942年5月日寇打通浙赣铁路，把衢州城和龙泉隔开了。分校办二年级已是勉力为之，要读三年级不是就近在闽浙尚未沦陷的地方借读其他大学，就得万里西征入贵州浙大本校。分校数理系(二年级)5人中只有我一人毅然随大批同学西行的。我的家庭观念很重，当时祖父母、父母和弟妹共9人都在，我也知道这一离去以后不知何时才能再团聚，但我在入黔的问题上从未踌躇过，浙大数学系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

经过两月余的流亡学生生活，我终于在9月间到达贵州湄潭，次日即携郑晓沧和毛路真两师的介绍信去拜谒陈苏两教授。那时陈师才49岁，但已略显老态；苏师才40岁，他英气逼人，似较陈师年轻得多。我在1944年暑假毕业以前的两年中听过陈师的级数概论和实变函数论两门课，以及苏师的微分几何与综合几何两门课。他们备课认真(都是自编讲义)，讲课生动、引人入胜，但风格很不一样。他们考试时出的题目全是背书，有些定理的证明长达二三页。这样做也有一定的道理：考试时间只有二三小时，难的题目不宜给，容易的也没多大意思；不如让学生把书上最基本、最重要的定理背熟，毕业后有利于立刻开展研究工作。因我擅长背书，每次考试都在90分以上，毕业以后自然就留系任助教，并随陈师研究富氏分析。

当时湄潭数学系除蒋硕民先生(竺可桢校长的外甥)来自他校以外，其他都是陈苏两人的学生。且除王福春教授(肺病颇重)外都是浙大数学系的历届毕业生。教师和二、三、四年级(一年级在永兴分校)的学生一共不到30人。虽然老师们的生活很不宽裕，但逢年过节，陈、苏、蒋、徐瑞云和卢庆骏5位老师都要分别把所有的未婚青年教师和全体学生请到家中吃饭，以安慰这批远离亲人的游子。每年春秋佳日我们还有两次郊游和聚餐，所以全系师生就像一大家庭一样。记得多年以后曾听苏师母(原日籍，已于1986年仙逝)说起，她对当时系里每个学生的名字都记得。我最佩服的是：陈苏两师除了搞好教学以外，每天晚上还在阴暗的乌桕油灯光之下孜孜不倦地做研究工作直到深夜。在他们两人的带动之下，系里的中青年教师也都十分勤奋。这种风气(家祖父也和陈、苏一样)也影响了我一辈子，使我在解放后干了四五年翻译苏联教材的工作以后，毅然中止翻译转而(在教学之余)从事科研工作。直到现在我已退休7年了，但仍以余力研究一些自己感兴趣的数学问题，而不愿只看看电视和小说、听听音乐、下下棋过日子。

我到四年级以后，乡愁日渐加剧，由于功课不是太重，就从图书馆借来许多诗词阅读欣赏。我中学阶段在家读过不少古诗，但未接触过词曲，祖父也未教过我做诗。我早知道苏师是湄潭诗社(由浙大一些教授组成)的成员。1945年春遵义文学院的刘操南先生来湄潭度假(他比我早数年毕业，后任杭州大学教授，已于去年辞世)，我和他认识了，并向他学习做诗的方法，后来写了一首七律诗“湄江晚眺”，初次呈苏师请教。他看了以后大为赞赏，说我第一首诗能有如此水平，不容易。这样一来，以后的数十年中我在数学上没有再得到他的益处，而在文学上却成为他的小友了。记得在1945年间我还写过一些诗给苏师看过，但现在都已忘掉了。这年8月日本投降，二战结束。11月当时的教育部委派陈、苏和生物系罗宗洛教授同去接收台湾大学，因为他们都是日本留学生，精通日语。苏师在去台湾途中写了几首诗，从台湾寄来给我，我一直保留珍藏着。到1977年10月我们一起在北京西郊宾馆开学科规划会时，我留下复印件，把原件交还苏师，他看了很感动，次日又写了一首诗赠我。

1946年夏浙大从贵州迁回杭州，我仍在母校任助教。但因不爱搞富氏分析，又羡慕曹锡华在旧中研院数学所没有教学任务，自由自在，次年9月乞陈师介绍我去了数学所，在那里前后共一年半。1949年初我重回浙大，5月3日杭州解放，下半年我升为讲师。这年秋天祖父(叶左文)随我同来杭州文管会工作。他就住在文管会旁的小屋内，由姑母照料他的饮食起居。我特地陪他来浙大宿舍看望陈苏两师。后来他们3人都是省政协委员，每年总要见一两次面。1952年夏学校掀起思想改造运动，祖父从我处得知苏师在运动中被批判得很厉害。有一天祖父在来我宿舍的路上遇见苏师，便慰问他几句。苏师说：“彦谦对我还好，没有说几句话。”祖父听了很高兴，后来对我说：“你做得很对，多年教诲你的恩师怎能一下就翻脸不认人呢?”秋天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我既未随陈师学分析，也未随苏师学几何，故而单独一人被分配到南京大学来，迄今已48年了。

虽然如此，我后来和苏师的交往还是较多的。其一，寒暑假回浙探亲时若在上海停留，必定去复旦看他。其二，在六七十年代我曾去北京参加过几次学科规划会，每次都要和他一起开几天会。其三，自1980年《数学年刊》创刊开始，直到1998年，我历任编委共19年。年刊在杭州、上海、南京、厦门、苏州、南通、无锡、济南、成都、合肥等地共开了10次编委会，我只有南京和成都两次因出国未参加，又合肥那一次我因在南开数学所主持动力系统年学术活动未参加，其他几次都参加了。此外，1982年苏师曾来南京出差，住在钟山宾馆。我请他吃饭，他因血压偏高未来，但寄我一信，附诗一首。又1984年他的外孙女冉蓉因与其姑母不和，曾来我家住了一个多月。此事后为苏师所知，特来信致谢，并寄我纸扇一把，上有他1983年写的长诗。又1980年他出访日本和西德归来之后曾写了一首七律诗寄我，我也和了一首寄他。1984年他又访日本，归来后又寄我七律诗一首。其中除扇面上写的和1984年访日归来写的那两首以外，都未曾收入他的著作《理想·学习·生活》(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之中。

“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毛主席点名要保护他，但我知道他还是被迫参加过多次批判会，受了不少苦。然而这些折磨并未影响他为国家科学事业奋斗的崇高理想。他后来在理论联系实际活动中以自己几何知识为船体放样理论作了贡献。1972年我和陈翔炎(1978年去世)去上海复旦和华师大取经，苏师曾和我们一同挤公共汽车去工厂上班，那时他已是70开外的人了。达观随遇，处变不惊，真不容易啊!

我一生写过3本专著，每次当我从出版社收到10多本赠书时，第一件想到的事就是给步青师和省身师各寄赠一本(建功师早在1971年仙逝，我只在1964年送过他一本《极限环论》初版)，以报答他们对我的器重和培养之恩，有时也附上小诗一首。

对苏师，我一生中只求过他一件事，即1949年初把舍弟彦复从金陵大学农学院转到浙大农学院。当时他是浙大训导长，旧国民党统治之下少有的左派训导长。但我从未请他写过什么“推荐信”之类。到南京大学后，从1952年至1993年底退休的42年中，我兢兢业业地搞自己的教学与科研工作，生怕败坏了陈、苏、陈3位老师的名声。南大常微分方程组从无到有，自1956至1993年，不但在国内，而且在国外也有一定的地位，归根结底，都是3位老师的赐与啊!最后，让我敬祝苏师健康、长寿!

(作者为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