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步青老师二三事

沈纯理

1961年，苏步青先生给我们微分几何专门化四年级的大学生上“现代微分几何概论”课。一次课后我和苏先生一起走出教学大楼时，苏先生问我有没有兴趣当他的研究生。能在这么知名的数学家指导下学习，我当然是受宠若惊了。不久，苏先生就专门为我和另外一位同学(萧尔健)组织了一个讨论班，由我们两人轮流报告。在冬天时，讨论班的教室里只有苏先生和我们两个学生，我有时冷得熬不住了，但苏先生照常坚持不误。在讨论班报告的休息期间及有时到他家去拜访时，苏先生经常和我们谈起他早年在日本求学时的故事、留学回国后在

老浙江大学任教的经历，以及抗战时浙大西迁贵州湄潭时在煤油灯下、防空洞内坚持科研、艰苦奋发的往事。有时兴起，他还会将他早年以极工整的笔法抄录所读过的论文装订本给我们看。

在研究生期间，我读了苏先生教我们的关于黎曼空间运动群的空隙性定理后，算出了一个小结果。当我告诉了苏先生后，他马上说让我整理后投到《复旦学报》上去发表。因为我以前没有写过论文，不太懂写文章的规矩，苏先生为我通盘改写，并代我写了英文摘要。这就成了我的第一篇论文。

“文化大革命”期间，苏先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1968年夏天，“工宣队”进驻了复旦大学，将教师分插到学生的班级中去接受“革命小将”的帮教。我正好和苏先生一起被编到数学系623班，属同一个学习小组。下乡劳动时，有一次要把已割下的稻谷从田里收到打谷场上。当时已有65岁的苏先生也被要求挑稻。大约做到下午二三点，我正挑着空担走向田里时，遇到了挑着重担回打谷场的苏先生，当时苏先生体力已经明显地支持不住了。在我和苏先生擦肩而过的时候，苏先生对我说了一句：“沈纯理，你替我去和工宣队说一下，我实在吃不消了，能不能让我换成在打谷场上脱粒的工作。”要知道在当时的气氛下，一般人平时是不敢和“牛鬼蛇神”讲话的(包括我本人在内，即使他们是我的老师)，否则很容易惹祸上身，而被批判的对象也不便和别人交谈，以免牵连旁人。这次算是运气，一向很凶的工宣队排长同意了苏先生在场上脱粒。到了晚上小组学习时，工宣队的班长头一句话就是“今天出了怪事，怎么苏步青自说自话留在场上不去挑担，要查清楚。”大家都不作声，可能是班长后来知道是排长同意过的，所以这事最终没有发作。

在农村劳动时，我们这帮出生在城市的年轻人，农活还做不过苏先生。譬如在棉花地里锄草时，苏先生总是遥遥领先，而我速度又慢，锄草的质量又差，经常将棉苗踩倒。苏先生这时就来教我如何锄草，他说他从小就在家中帮做农活，受过锻炼，各式农活都会做。

就在这次下乡劳动期间，一天下午我们都在打谷场上脱粒，说是有人要外调，把苏先生叫了出去。当时我们都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因为在那时像苏先生那样的“反动学术权威”被外调是家常便饭。后来消息一点点透露出来，说来人是上海的“两报一刊”的记者。原来是在中共八届十

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主席保了复旦大学的4位教授(周谷城、苏步青、谈家桢、刘大杰)，记者就是为了此事来找苏先生的。但当时消息还没有公开，工宣队也没有就这样轻松地放过苏先生。工宣队在农村生产队召开了忆苦思甜、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大会，除了上台发言愤怒声讨外，还吃忆苦饭，每人要吃一个用麸皮做的、像拳头大小的团子，并命令苏先生要和当地的地主分子一样，吃两个!

回校后工宣队正式宣布了这条消息，虽然要落实“最高指示”，但还是要进一步肃清这些“反动学术权威”的流毒，所以召开了全校的批判大会。会前工宣队决定要有4个人分别发言批判这4位权威，由于我是苏先生的学生，就要我去发言批判苏先生。因为在当时除了我刚毕业留校，还没有受到冲击，苏先生在复旦的所有学生都已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当时我也没有办法，只得上台发言，“控诉”苏先生的“反动”思想对青年学生的毒害。这事虽然已经隔了30多年，但我心中一直有一种愧对苏先生的心情，而苏先生从来也没有对我提起过这件事，“文化大革命”后还为我出国学习的事情奔走联系。

大约在打倒“四人帮”后的1977年左右，复旦数学研究所的几何讨论班恢复了活动。有一天下午正值讨论班活动时间，但由于连续倾盆大雨，在数学所所在的600号楼周围已经是水过小腿，一片汪洋。大家正在担心如何跨过大水去参加讨论班的时候，苏先生已经脱了鞋趟着大水进入了600号楼。当时我们这批年轻人看到后真是感动不已。

在1978—1979年期间，苏先生的学术兴趣在计算几何，他将其在射影微分几何方面的优势运用于计算几何，做出了一系列有重要意义的工作，为我国的计算几何学科奠定了基础性的工作。有一次我到苏先生家，他正好在埋头钻研，桌上摊满了书籍、杂志。这时他已年近80岁了。

80年代初期，苏先生对中学数学的教学改革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为了提高上海市中学数学教师的素质，他不顾当时年事已高，仍然每周一次赶到市中心去，为中学数学教师讲习班的中学教师上了一学期的“几何与拓扑”课程，每次3个小时，并事先精心准备了详细的讲稿，课间深入到听课的中学教师中间，鼓励他们献身于数学教学事业。因为我妻子是中学数学教师，正好也是这个讲习班的学员，据她说苏先生上课的内容十分丰富，她记下的听课笔记有厚厚一大叠，对中学的数学教学有很大的帮助。苏先生一开始就对学员说，如果有要事或者身体不佳时会让人代课，但一学期下来苏先生从来没有缺过课。

1988年后我调到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工作，见到苏先生的机会就不太多了。但每次见到苏先生时他总会关心地问起我、我妻子和孩子的近况。1989年左右，我系有一项国家教委的科研项目(“全国第一次初中数学教学抽样调查”)准备报奖，需要有权威专家推荐。考虑到苏先生一向对中学数学教学十分关心，系里要我去请苏先生推荐。一开始我很有顾虑，想想那时苏先生已经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这等小事他会管吗?但见到了苏先生后这种顾虑就很快地释然了，因为该项目关系到当时的基础教育改革的决策，所以苏先生对此项目很支持，愿意推荐。申报书一式有十几份，当时我也不懂签了一份以后其他的可以复印，就让苏先生一份一份地反复签名，花了不少时间。在项目鉴定时，苏先生组织了多位全国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教育专家在华东师范大学认真、仔细地主持讨论了两个整天(包括晚上)。这件事当时在华东师大和上海的中教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后来该项目被评为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