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辉的榜样

——庆祝苏老百岁华诞

杨 乐

20世纪50年代，我上初中二、三年级时，开始对数学产生兴趣。当时听说复旦大学在院系调整后来了两位水平很高、影响甚大的数学家陈建功教授与苏步青教授。他们和华罗庚教授就成为我中学时代崇拜的偶像。

随着年岁的增长，对苏老有了稍多的了解。60年代初，我进入中科院数学所，成为熊庆来教授的研究生。熊先生是我国现代数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当时已年逾古稀，常与我谈起数学界的轶事。我得知，1935年中国数学会成立时，苏先生是理事之一。次年中国数学会学报创办，苏先生担任了总编辑。熊先生还拿出当年的学报给我看。改革开放以后，在苏老家里，他给我展示过30年代的学报。1980年，我应邀在德国Giessen大学作演讲，数学系主任D.Gaier教授陪我参观系图书馆，也特地显示了他们馆藏的出版于30年代的中国数学会学报。然而，

直到1977年春天，我才有机会见到苏老并聆听他长时间的谈话。当时刚粉碎“四人帮不久，中科院数学所与北大数学系一共三四人被委派到沪、宁、杭等地大学数学系调研。在复旦大学数学系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苏老在会上痛斥“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爪牙在10年浩劫期间的倒行逆施。他的长篇讲话，整个贯穿了对“文化大革命”的痛恨以及对“四人帮”罪行的揭露，爱憎分明，语气坚定，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改革开放以后，苏老虽然已是耄耋之年，然而他又重新焕发了青春。他担任了复旦大学校长，倡导学术研究，培育人才。有重要应用背景的计算几何，在他的倡导之下，在我国有了很大发展。大约是1979年春天，在杭州举行的中国数学会理事会的会议上，由苏老发起，我们一批数学家签名给当时的中央负责科教工作的方毅同志，呼吁创办一个新的数学期刊，并很快获得批准，由苏老任主编的《数学年刊》正式创刊，并成为我国数学方面的重要核心期刊。

苏老十分关心中国数学会的工作，在常务理事会上对学会工作认真发表意见。1985年，是中国数学会成立50周年之际，当时条件远较现在为差，举办大型的纪念与学术会议牵涉到一系列工作。苏老主动提出会议在上海举行，由复旦大学承担了许多组织工作。会前，苏老亲自与我们讨论大会的主题报告，会议进行得十分圆满。

在国务院学位工作的评审会议上，苏老倡导“高标准，严要求”。在中科院数理学部的会议上，苏老也总是认真地对学部咨询与学部委员增选工作发表意见。在中国大百科全书数学卷的编纂工作中，苏老与华老同时出任主编，亲自主持编委会议，掌握重大编辑方针。

苏老十分重视国际学术交流。在“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中，我国完全割断了与国际上的学术交流与联系。1978年4月，我与张广厚应邀赴瑞士参加国际分析会议并顺访英国，可以说是粉碎“四人帮”后数学界最早的出访活动。当年5月份，在上海举行全国函数论会议，安排我报告出访西欧情况。苏老特地来参加会议，听取了出访情况。后来，他担任复旦大学校长，常常会见外宾，并远赴西欧访问。1983年，他担任团长，率领王元、胡和生两位教授，赴日本访问，受到热烈欢迎。1995年，我参加在日本仙台东北大学举行的日本数学会年会。东北大学数学系的教授陪同我参观图书馆，他们首先拿出苏老1983年访问时的影集，对东北大学有这样的校友感到自豪。

苏老对青年学者十分关心、爱护，谈话幽默、风趣。我虽然与他年龄相差三四十岁，然而在他面前感到很亲切，并不拘束。记得80年代初，有一次我见到他时问起他的身体状况。他说他从70岁到80岁，一共掉了两颗牙齿。我开玩笑地说，按照这个速度还可以。他不以为忤，而是笑笑说，是啊。

1981年5月，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次学部委员会议期间，胡克实副院长遇到苏老和我，互相问起年龄。当时苏老79岁，克实同志60岁，我41岁。我还开玩笑地说我们三人正好是等差。苏老说，你总是三句话离不开本行。

言犹在耳，而20年的时光已经流逝矣，所幸苏老依然健在并喜庆百岁。我热情期望广大青年学者，要以苏老为榜样，一辈子献身于祖国的数学事业。在苏老、华老等前辈精神的感召下，我国数学赶超国际先进水平的时期必将到来。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