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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气过人 思想卓异 ——祝贺苏老百岁诞辰 吴文俊 在我家客厅墙上，挂着一副对联。它是来访问我家的人拍照的焦点，对联是苏步青老先生在 1989年5月我70岁生日时送给我的，内容是： 名闻东西南北国 寿比珠穆朗玛峰 苏老的才气过人与思想卓异，在对联中跃然而出，使我感到无比光荣，因为来访者只要照相，就总要选中这一副对联。 我与苏老首次见面是在20世纪50年代苏老来数学所访问座谈时，具体年月已经忘了，依稀记得在座谈会上说到一些人往往挑剔别人时，苏老指出一个数学家的成就应该看他培养出什么样的优秀学生，并说他有谷超豪，你有谁，辞锋锐利，豪气逼人，而通情达理，使人折服，从此也可知道苏老以能否培养出优秀人才作为数学家成就的一项具体标志。 我与苏老的交道，其实还在抗战以后，解放以前。 事情是这样的： 我在上海交大就读数学系，一年级时对物理课的力学特别喜爱，因此我尝试用力学方法证明了圆内接六角形的Pascal定理，到四年级时为了写毕业论文，我把这一方法加以推广，对圆内接六角形20条Pascal线所成图像的许多著名定理给出了力学的证明，毕业后这一工作自然搁了下来。 由于抗战，我在1940年交大毕业后陷入困境，经同学介绍先后在几所中学教数学兼任教务员之职。数学的学习完全停顿，当时已到放弃的边缘。恰好抗战胜利，使我对数学的爱好得以死灰复燃，我的交大的同班同学赵孟养在那时竭力帮助我，诸多帮助之一是赵要了我关于Pascal图像力学证法的手稿，把它寄给浙大数学系一位他认识的教授，由他(她?)再转交给苏步青教授。由于我不久进入陈省身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数学研究所，并于次年赴法留学，因而没有得到下文。 但从我1951年回国后，许多年间多次见到苏老，每次见面，苏老都要谈到这篇文章，并一再夸奖。1996年上海交大100周年校庆，我去上海时拜访苏老，他已94岁，住入了医院，虽然精力不济但头脑依然清晰，当时见到了我，又谈起了这篇“好”文章，使我汗颜不已，但从此正可看出苏老提携后进，不遗余力，是他伟大人格一方面的体现。 国家自然科学奖，是我国在科技基础理论方面最重要的一个奖项。但自1956年颁发第一次奖以来，长期停顿，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才重新恢复。其中一次，经过几度评审，以陈景润为主关于Goldbach问题1+2的成果已被评定为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为了对评奖工作郑重起见，又多了一次更高层的重审，主持评奖工作的钱三强同志考虑到重审时可能有人会对Goldbach问题提出质疑，特邀我作为一位无发言权的列席旁听者参加这次会议，以备有人提出质问时我可作答。这次会议的参加者除钱三强外，我记得有武衡、钱学森、王淦昌、苏步青等科技界的高层人士，其余的则不记得也不太认得。会上有人提出：陈景润得出1+2，就给予一等奖，如果做出了1+1，又该咋办?语音方落，苏老就说：“特等，特特等。”语调斩钉截铁，铿锵有声。此后对陈景润等的一等奖，再无异言。这次会议使我对苏老增加了认识，印象更深刻，至今如在眼前。 科学院两年一次的院士选举，是科技界的大事，特别是每届选举的终选会议，须经过多次大小组会议的严肃讨论与反复投票。我记得历届终选会议中的大小组会议，苏老不仅都参加，而且精神抖擞，发言既幽默又风趣，且又言之有力有理。只是在1995年的那次终选会议中，苏老却一反常态，人虽来了，小组会议都很少参加，参加时也沉默寡言。那次会上选出的新院士中有复旦的李大潜同志，记得在上一次的终选会上，苏老也曾想争取李大潜入选而未果，在会上苏老幽默地说，有你们×××、×××等大人物，李只好算了。 李大潜入选后，在一次走向会议室的途中，我恰与苏老同行，我向苏老祝贺，苏老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次年我去上海，得知苏老已住入医院，这使我相信苏老早已有病在身，只是为了复旦的数学事业，才带疾参加那次院士终选会议，为争取李大潜成为院士而尽力，但又尊重实际情况，决不强行其是，这使我对苏老的崇高品格，深有感触。 “文化大革命”的10年动乱，使数十年积蓄起来的科技力量，受到沉重的打击，科技人员也饱受劫难。在“文化大革命”末期，苏老去造船厂接受“再教育”，凭着他对几何学的深厚修养，对船体放样中卡脖子的艏曲线光顺问题，提出了依据仿射不变性的光顺条件，并据此提出具体的实际措施，这不仅为数学的应用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并为新兴的计算几何学增添了一个新篇章，这一成就已为苏老的学生们所继承发展，为复旦大学以苏老为首的数学学派开创了一个新的方向。 我有幸拜读苏老的接班弟子谷超豪与胡和生院士夫妇所撰写的苏步青传略，从此文得知苏老出身于极端贫困的农家，凭着自己坚强的意志与非凡的刻苦奋斗，打出了天下，成为中国微分几何的缔造者，培养了大批人才，成为中国教育界的一面旗帜。特别是苏老具有独特风范的崇高品德，更应为后学者所崇敬与学习。今值苏老百岁寿辰，谨对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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