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百科

佩琳院


“我做了她二十三年的丈夫,很亲切的了解她的为人,所以我终究能说:‘夫人是一个可爱的妻子,忠信的伴侣,模范的母亲,更是一个真实的基督徒。’”

——李登辉

  

李登辉固然以教育家名世,然亦是一位懂得爱情的性情中人。当年的学生曾在回忆中写道:“图书馆(今天的校史馆)未扩大修建时,李老校长即寓居该屋楼上。时李校长新婚未久,伉俪情笃,每晚偕夫人自沪乘小汽车返校,行经草坪时,但闻My Dear之声不绝。”


在校史馆的西侧,原来有一栋三层楼大屋顶建筑——佩琳院,与仙舟馆、简公堂等老建筑构一起,构成一道“民国风景线”。每一栋老建筑,都曾经发生过数不清的老复旦的故事。

佩琳院因何而得名?

一看便知,这是为了纪念一位女性而命名。“佩琳院”是为纪念李登辉校长的夫人汤佩琳女士(1887—1931)。佩琳院见证了李登辉的爱情故事。重拾这段几乎湮没的往事,让我们看到这位教育家筚路蓝缕建设复旦的背后,一直有位贤内助在支撑着他。当妻子身患不治之症的时候,李登辉是如此伤心和无助,甚至在他人怂恿下去相信现代迷信——沙盘扶乩术,希望通过神秘经验得到神灵的庇护,治愈妻子的顽疾。现代迷信当然救不了妻子,疾病最终夺走了妻子的生命,他的精神近乎崩溃。看完这个故事,将会对李登辉校长的爱情观、家庭观有进一步的认识。

李登辉认为,人生取决于两种重要的元素,一是遗传,这是从我们父母的身体上、知识上、以及心灵上留传给我们的;二是环境,这是从我们的家庭、学校、伴侣、教育等等施加给我们的。换句话说,包括我们的时间与空间,都直接间接地影响我们!从这两种影响,再加上我们的个性,于是就形成我们自己的品德与人格。李登辉回国后在上海生活了42年,与汤佩琳共同度过了23年。伴侣对李登辉的影响至深且巨。从李登辉与汤佩琳的爱情故事,我们看到了伉俪深情、教育兴国与皈依宗教三者是如何融合为一体,凝成一股强大的精神原动力,帮助李登辉实现了他的教育救国梦。李登辉毕生精力尽瘁复旦,他的教育救国梦就是建设复旦的代名词。

汤佩琳的父亲汤锡昌是上海南门长老会的牧师,母亲也是虔诚的基督徒,生有四女二子,佩琳是家中的老四。佩琳还有另外一个美丽的名字——海伦(Helen C.L.Thaung),这是她受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后的教名。

佩琳六岁进入南门清心女学读书。清心女学当时的教育还处于起步阶段,佩琳在那里也学过英文,但日后她回忆说,“那不过是毫无系统的学习。”读书之余,她又学会了弹钢琴,在朋辈中琴艺首屈一指。佩琳又富有办事才能,深受清心女学校长器重,毕业后被聘为本校教员。这时佩琳18岁。直至22岁与李登辉结婚,佩琳在清心女学任职四年。

1905年5月,李登辉只身从南洋回到祖国,在上海青年会立足。一到上海,他就与宋耀如、颜惠庆、王正廷、曹雪赓等人创办寰球中国学生会并任会长。与此同时,他又担任了刚创办的复旦公学英文部主任。这一年,李登辉34岁,是不折不扣的大龄青年了。李登辉七世居南洋,九载留学美国,除了一颗报效故国的爱国心外,对祖国多半是飘忽模糊的意念,而非血肉相连的热土深情。都说万事开头难,可是李登辉在生活还有比常人更难的地方,他连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筷子也不会用,上海的气候、饮食和生活起居都十分不适应。事业起步阶段的李登辉,处境的艰难,可想而知。他多么希望有一位贤内助,来帮助他适应上海的生活和环境。

回国第二年,李登辉在圣约翰大学的一次音乐会上第一次见到了汤佩琳,被她那双充满智慧的眼睛打动。李登辉曾深情回忆说:“她第一次给我的印象,使我去追求的,就是她那对有智慧的眼睛,闪闪的四面照着我,我就似领受了人间所有的青睐。”经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曹雪赓的帮助,李登辉如愿以偿,与佩琳订婚。据李登辉好友、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周贻春说:“余(周贻春)与李校长相识,即在该会(寰球中国学生会)。是时李校长意欲妻一中国女子,但乏人作介。一日,在会中见某小姐,李校长颇有意,惟苦不知姓名与住处,偶与会中干事曹雪赓君谈及,则曹君固知某小姐之姓名与居处,为素相识者。李校长乃于某日派人雇一高大马车,衣大礼服,偕同曹君夫人往访……”

两人交往六个月后结婚,组建了快乐的家庭。李登辉请了自己最崇敬的人——他在美国俄亥俄州韦斯利阳大学读书时的校长——做证婚人。李登辉以一名虔诚的基督徒著称,而这位校长正是为李登辉施洗的牧师。

婚后,佩琳自许“将尽量使李登辉得长久的享受家庭快乐”。佩琳是个注重实际的家庭主妇,给李登辉带来了美满的生活。李登辉曾这样赞美妻子:

“我们的家务,没有一样不是经过她所劳苦努力的,她亲自主中馈,以增进烹饪的佳美,指导仆役整净房舍,为小孩缝纫,经理购置家中日常需用,有条有理,煞费经营,待客殷勤,符合经训,有暇则从事音乐,不自宽假,我可以说,因她可爱的人格,可敬的行止,可钦佩的德容,使我得了许多中外的真实朋友!”

“夫人活泼无懈的天性,终日勤劳,不教有片刻时间耗费过去,有时对于新法制造食品,或刺绣手工和缝纫,以及弹奏钢琴,整理家具,既有充分经验,且要去一一的实行出来。”

“她是我所不能离开的,她使我领受了人间的慰藉和快乐,她使我更会享受这短促的人生。”

“结婚后这二十三年中,大半都是一处共同生活,因性格和趣味的契合,我们伴侣生活从不感觉丝毫怠倦。夫人用她种种方法来使我快愉,一切贤淑的德言容工,她所有的过于她所学得。总之,她是一个能为人模范的家主妇。”

据跟了李登辉一辈子的中文秘书季英伯说,李校长初回国的时候,对祖国的风俗、习惯、人情……可说是完全陌生,要不是和李师母结婚,天天受其爱妻的熏陶,他不可能长久定居中国。

李登辉也曾经是个“富二代”。他出生在印尼雅加达一个富商家庭,父亲对他花钱从不加限制。到美国留学,李登辉也曾系统地学习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谙熟于心,但他在实际生活中花钱却毫无节制,“耗费的习惯常常强烈的引诱着我,所以我虽已有一个大学教授或主任的月薪,从没有积聚存留。”但结婚以后,这一坏习惯彻底改了。在佩琳帮助下,李登辉学会了储蓄,学会了理财,变成一个“有预算的人”。李登辉深有感触地说:“我可以说,一个成年人生活贫富的命运,完全赖家中妻子处理经济方法如何而定。”他还敬告世人:“不要在跳舞场或赌博场去选择妻子,当在和平而且有秩序的家庭中去寻求。”

佩琳体质很弱。结婚数月后患了阑尾炎。当时人们还不相信开刀能治疗阑尾炎,所以佩琳的师友和亲戚都反对开刀。结婚后第一年他们有了一个孩子。李登辉十分推崇孔子,服膺孔子倡导的仁义礼智信五德。多子多福,李登辉希望能有五个孩子,照孔子的五德顺序取名。因此第一个孩子取名“友仁”。

生下友仁后,佩琳健康更不如前。此后佩琳还生了三胎。第二次怀孕生下一女孩,不久夭折。第三次怀孕产下一对男双胞胎,由于未曾足月就生产了,所以只活下一个,也仅哺乳了几个月就死了。1917年春天,友仁不幸被猩红热夺去生命,年仅九岁。这对于佩琳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她在书籍中寻求精神安慰,好几年后才渐渐恢复常态。四个孩子全部夭折后,李登辉从南洋带回两个侄儿李贤政、李贤治。李贤政清晰地记得,伯母(佩琳)从小培养他们的卫生习惯,凡是带回家的硬币,总是要他们先洗得干干净净,再装入口袋里。知情的校友分析说,李校长夫人有洁癖,太爱干净,反而导致免疫力差,疾病缠身,英年早逝。

为了改变环境,恢复佩琳的健康,李登辉带妻子到南洋一带旅行了半年。李登辉也藉着这个时会,为复旦向南洋的亲友募得巨款。从南洋回来后,在江湾陆续购地60余亩土地,为复旦大学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佩琳协助李登辉共同为新校舍努力筹画。在建设江湾永久校址的四年中,“有三年她相助管理杂务,并查考一切账目,她很勤劳的供职,真值得人们纪念的。”

复旦是私立大学,经费紧张,入不敷出。佩琳建议李登辉著书来缓解学校的经济困境。李登辉久无心于著述,但她勤恳地劝说:“我们当未雨绸缪。”最后李登辉被她鼓动了,替几个学校编著了几本教科书。在编著工作中,佩琳是出力最多的助手,负责抄录稿件和打字校对。

除了是一位贤内助,佩琳也热心服务公共事业,曾为上海清心女校董事,同时又在全国女青年协会等好几个机关服务,直到她生最后一次病时为止。

1929年佩琳的病情加重。这年夏天,李登辉带佩琳去莫干山度假。过了暑假回来,佩琳预感自己将有不测。她对李登辉说:“今年我四十五岁,这是我们女人一个极危险的时期,常时有女子在这个时期去世。”谁知一语成谶,她的话竟成了预言。

佩琳住进了上海疗养院,医生检查发现佩琳长了大小两个毒瘤。接下来的三个月观察期中,每月去医院检查一次。佩琳总觉得胃中有气,任何医药都无功效。1930年6月下旬,佩琳忽然胃痛,再次住院,查出是很厉害的肠痈,唯一的办法就是开刀。手术虽然顺利,可是医生却告诉李登辉,佩琳“有一已长至最末期的痈,她的死期即在数日或数周之内。”听了这不幸的预后诊断,李登辉不能用笔墨言语来形容当时精神上的惨痛,“我的勇气,我的希望,我的判断,我的信仰,在当时离开了我,我失去了祈祷的能力,我不能把这可怕的消息告诉她。”

这时李登辉的内弟汤仁熙(曾任上海青年会总干事)建议用沙盘扶乩术,用信靠神和祈祷来治病。这是汤仁熙熙刚从美国学到的特殊奇妙灵性的经验。于是李登辉和汤仁熙开始虔诚地祈祷。佩琳在病患中也倚赖这种灵性的信仰来忍受她的苦痛。她已变得很有耐性,可是痛苦还在继续增加。为着急救,暂时给她打了几针吗啡。

最后,佩琳决定不再用药石医治,而全靠信心。李登辉把佩琳接回家,因家里可以自由聚集为她祈祷。从此她的痛苦渐渐消失,有振作的气象。在第五个礼拜后,她已能小坐,还到礼拜堂作过一次见证。只是背痛时时需人按摩,而且脚也渐渐肿起来,不久浮肿了半身,这又使她卧床不起,直至她离开世界。

在生命最后的六个月,佩琳显示出一种非常人所能忍受的忍耐和信仰。半身浮肿,给她多么不舒适,有时只能靠着半边;如果右边困乏,又才换到左边,使右体稍微舒适一刻。

1931年的正月四日早晨两点钟,汤佩琳辞世!这一年,她刚好45岁。

四个月后,复旦的校医院落成。该楼为三层楼房,底层为各科诊室,二层为病房,三层为医护人员宿舍,有冷热水管及卫生电化设备,“住院病人概不收费”。设施这样先进的校医院,当时在国内大学还不多见。该院受到了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专员的赞誉。校务会议决定,为了纪念汤佩琳女士,该院命名为“佩琳院”。佩琳院正中悬挂汤佩琳的大幅照片。

校医干缝时回忆说:“老校长(李登辉)自是院落成后,几乎每日必至,流连一时:或指导种植花草,或出席院务会议增添医疗设备。遇有达官洋人来校,必首先领至佩琳院参观,遇有同学患病住院较久者,常亲至床前祷告。”

佩琳院的故事讲完了。很伤感,也略显冗长。故事也很平常,同样的遭遇,平凡的人生中常常会遇到。但故事体现了李登辉校长的家庭伦理观和女子教育观,所以笔者不惜费笔墨来叙述。

李登辉的女子教育观信奉贤妻良母主义。他服膺一句英国谚语——“摇动摇篮之手可以摇动天下。”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男女各有分工,女子成为贤妻良母,比成为各科专家更重要。他批评现代女子教育与家庭幸福背道而驰。

他素来认为男女同校无此必要,中国不必事事模仿西方。他也主张男女平等,主张女子有受教育的权利,但是“男女分校更能各自发挥其所长”,因此不必男女同校。

这些观点略显保守。

李登辉接受的是19世纪末期美国耶鲁大学正统的西方古典训练,耶鲁的教育给予他深刻的影响,他的一生围绕传播耶鲁的理念而展开。把复旦建设成中国的耶鲁,是他毕生的理想。把一个国家的富强,奠基在每一个家庭的幸福基础之上。这一点极其重要。道理很简单,但实行起来却不简单。在家庭伦理和社会道德上的保守,与自由的科学探索并不矛盾。复旦校歌中就有“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从李登辉的身上,我们也能隐约看到耶鲁大学保守的家庭伦理观和女子教育观。这些问题,今天仍值得讨论。

上世纪九十年代,佩琳院被拆除,建成现在的复旦校医院。这是后话。

摘自《桃李灿灿 黉宫悠悠:复旦上医老校舍寻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