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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柱堂


  复旦大学校史馆,俗称“700号楼”,早年又名奕柱堂、仙舟馆,是复旦大学1922年搬至江湾校区时,最早建成的三幢建筑之一,也是现今复旦校园内保存原貌的最早的建筑。

  1905年,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1917年复旦公学改名为私立复旦大学。当时复旦大学假徐家汇李公祠办学。李公祠系旧式祠宇,地方狭小,而且位于公共租界与华界的交界地带,出门便是租界繁华地带,学生容易被不良习气浸染,不利成才。为了寻找一片宁静的校园,奠定百年基业,时任校长李登辉把目光投向了他的出生地——南洋。

  为筹建新校园,1918年1月23日,李登辉乘“三岛丸”号船赴印尼、新加坡等地,向华侨募捐,校长一职暂由校董——唐露园代理。李登辉在南洋反复向华侨宣传教育救国的理念,并以美国有产者热心资助教育,使耶鲁、哈佛、哥伦比亚、芝加哥等校发展成世界著名大学的例子,劝说“苟能以美国煤油大王洛克君为法,捐资兴学,创设如上所述之大学,则莘莘学子获益固匪浅鲜,而国民程度增高,国际地位亦随之而高,行见国权奋张,莫予敢侮矣。”李登辉创办教育事业的热忱,使华侨深为感动,大家纷纷解囊相助。半年间,李登辉从南洋共募得15万元,前后在江湾购地70余亩,然而除了购地之外,还需建筑费用高30万元,不足部分仍然要靠募捐来解决。此时,在国内开展募捐十分困难,李登辉起初备遭冷遇。后经董事长唐绍仪协助,李登辉聘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和中南银行总经理、华侨银行家黄奕柱为董事,获得捐款6万元。

  90多年前的江湾校址,还是一片荒野平畴,荒冢累累,备极荒凉,1920年12月18日,复旦就在这片新购土地上举行了新校园奠基典礼。

  奕柱堂以华侨银行家黄奕柱先生命名,1921年落成。资料显示,奕柱堂由教会大学建筑“宫廷化”倾向的代表人物,毕业于耶鲁大学建筑系的美国建筑师亨利·墨菲设计。墨菲在中国的第一个作品是1914年的清华大学扩建工程,他还做过燕京大学、湖南雅礼大学、沪江大学等校园规划设计。在奕柱堂的设计方案中,墨菲采用的设计手法是用混凝土来模仿中国古典建筑的木结构柱子,用铁件制造中国式的花格窗,这种将中国古典建筑符号运用从屋顶延伸到墙体的尝试,使得中西合璧式建筑的外部造型特征更加中国化。

  建成后的奕柱堂,是学校办公楼兼图书室,图书室在一楼。奕柱堂和同年建成的教学楼简公堂(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氏兄弟命名)、第一学生宿舍,这三幢大楼,在一个长方形空地(以后发展为操场,今相辉堂前大草坪)的南、西、北三处周围,是江湾校址矗立起的最初三幢校舍,互成品字形,类似欧美大学的校园格局。这一四方形的建筑格局一直保留下来,至今仍为整个复旦校园最有人文气息的所在。

  1922年春,复旦大学部从徐家汇李公祠迁入江湾新址,终于结束了17年漂泊无定借地办学的历史,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校园,学校步入快速发展期。

  1923年《复旦纪念刊》上曾有张耀彦以《复旦八景》为题,歌咏此时的校园风光,其中第八景《梅林皑雪》,“老梅数十本……南枝初绽,瑞雪纷飘,开窗遥望,几疑玉宇琼楼前遍植玉树”,描写了奕柱堂前梅花满枝头,雪花纷飞的美景。

  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师生员工的增加,学校准备单独建一座图书馆。1924年1月22日,复旦行政院第一次会议决定:全体教职员将本年薪金的十二分之一,即二月和八月各半个月的薪金,捐给学校,充作图书馆的建筑经费。就算这样,经费也远远不够,于是校方决定到社会上筹集,计划共募5万元修建一座五千平方米大型图书馆。1925年3月27日,复旦大学在各报刊刊登“鸣谢启事”,感谢各界人士捐款兴建复旦图书馆,先后共收到捐款一万四千四百五十六元八角四分(14456.84),其中捐款最多的一个为三千元。但捐款数仅及计划数的三分之一,不得已只好将奕柱堂扩建后作图书馆用。同时,学校办公处迁出,所遗房屋8间统归图书馆使用。

  1929年7月,奕柱堂扩建两翼,由原来的正方形扩建为“H”形,工程由陆隆盛营造厂承包,计划年底竣工。11月1日,沈学植辞去学校图书馆主任职务,由孙心磐接任。1930 年1月15日,图书馆扩建工程完成,落成典礼与第20次毕业生典礼同日举行。建成后的图书馆共有房间15间,面积485平方公尺,可容人数200人。

  1930年6月30日,在校务会议上,由章益教授提议、孙寒冰教授附议:合作事业导师薛仙舟,在校讲授合作经济多年,使本校成为合作运动的发源地,建议将新近增添两翼的图书馆,命名为“仙舟图书馆”,此项提议作为庆祝校庆25周年的一项内容,获校务会议一致通过。当时的复旦大学在学术界被誉为我国合作运动的摇篮,这是因为有薛仙舟(1877—1927)长期执教于复旦的缘故。薛仙舟从德国留学归来后,于1913年受聘来复旦执教。他鉴于贫穷积弱的中国特别需要人与人之问的合作互助,倡议开展“合作运动”,于1914年开设“合作主义”课程。为实践合作运动的理想,1918年在校内筹设合作商店(这是我国最早自负盈亏、互助互济的合作社);1919年在复旦创设国民互助银行(它是我国最早开展存贷业务、互惠互利的信用社);1920年“五一”劳动节创办《平民周刊》,成为五四时期有影响的刊物之一。薛仙舟在复旦执教时,李登辉校长非常器重,遇有重要决定,首先与薛商量,还畀以教务长之职。薛平时生活自奉甚俭,而贫困学生有困难,必鼎力相助,赠膳食费、赠学习用品及衣服、赠医药费……不胜枚举。由于辛劳过度,遂英年早逝。

  “仙舟图书馆”建成后,校方还请复旦校友,当代“草圣”于右任先生题写馆额,由于于老写的草书龙飞凤舞,不易辨认,加上新同学许多人不知“仙舟”其人,误认为是“傻瓜”二字,致以讹传讹,流传甚广。于是“仙舟合作图书馆”便有了“傻瓜馆”这样一个有趣的“外号”。加上复旦同学乐意到图书馆去当傻瓜(埋头读书),不以为讥,反以为荣。有位同学甚至写了一副对联贴在床头:“宁去傻瓜馆,不入百乐门”(百乐门在静安寺,是远东最著名的舞厅),这也是复旦学生发奋读书,严于律己的生动写照。

  抗日战争期间,复旦迁至徐家汇附中(今复旦中学)继续上课。江湾校舍先后3次被日军占领,仅房屋破坏、校具损失即达6万元之巨。此时,“仙舟馆”东侧屋顶被日军炮弹掀去一角,而与仙舟馆同年落成的学生第一宿舍也不幸被日军炮火击毁。抗战胜利后,迁校重庆的复旦师生回沪,仙舟馆得以修复并恢复原貌。

  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之后,复旦各个院系学科重组,校内的建筑也重新编号分配,仙舟馆改称“700号”。1958年,新的图书馆(今理科图书馆)建成后,“700号”先后成为中文系、经济系的办公所在地。吴中杰教授在《复旦往事》中回忆:“仙舟馆抗战前的旧建筑,我们上学时,它是校图书馆,每天晚饭后,许多学生都到这里抢位置,管理员是一个小老头,他晚上上班时总要竖起右手,分开拥挤的人群,才能把大门打开。1958年,新图书馆落成,仙舟馆成了中文系办公楼,不久又将楼下划归经济系,直到1987年文科大楼建成,中文系才完全迁出。仙舟馆见证了中文系的沧桑。”

  20世纪末,“700号”因电线老化引起火灾,屋顶受损,修复后一度作为校档案馆,2005年百年校庆之时,改作校史陈列馆。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教会大学建筑史研究》董黎

  钱益民著《李登辉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05月第1版

  《复旦经纬 百年掌故及其他》许有成、柳浪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8


摘自《桃李灿灿 黉宫悠悠:复旦上医老校舍寻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