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后复旦西迁，但仍有近三分之二的师生因经济及交通原因未能随校同行。1938年2月，老校长李登辉出面组织“复旦大学沪校”，收容留沪师生，租借北京东路中一信托大楼第四、五层为临时校舍。同年6月初，吴南轩自渝来沪，与李登辉商量，遵教育部令改校名为“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并认为渝、沪二部实为一体，对外以渝校为主，沪校之教学、人事、学籍诸事项也由渝校办理，并呈报教育部备案。而事实上因环境关系，沪校对外依然用私立复旦大学名称，而不用复旦大学上海补习部名称。考虑到中一信托大楼地处闹市不宜办学，同年8月，沪校搬至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1726号。然不出数周，法租界出面干涉，着使学校停办。沪校于9月下旬迁至仁记路（今滇池路）中孚大楼三楼。至
赫德路（今常德路）574号，是一幢三层楼的老式洋房，在沪校搬入之前是供两户人家居住的所谓双楼，有并排两扇大门，门内各有一条楼梯。沪校迁入后，因办学需要将双楼打通，但空间仍显不足，拥挤不堪。据复旦大学外文系程雨民教授回忆，每到一堂课结束全校学生同时调换教室的时候，这两条楼梯上上下下的人流是任何新开张的百货公司都无法比拟的，连门前的一小块水泥空地上也时常人满为患。为了缓解室内楼梯的负荷，当时在楼房后方的外壁添设了铁扶梯一道，用以连接上下三层的一“串”小教室，有些专业比如外文系人数较少，除公共课在楼内大教室，专业课则安排在这“串”小教室，面积虽小，光线却很好，也相对比较安静，很叫人有受到优待的感觉。
沪校的条件虽然艰苦，但几乎听不到什么抱怨的声音，因为在“国难时期”留沪师生普遍有一种同舟共济的精神，大家都尽量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期望为抗战略尽绵力。虽然只有一幢校舍，但沪校院系建置十分完整，计有文、理、法、商诸学院，以及专修科若干。为保证教学质量，沪校执行严格的考试制度，还推行了导师制。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租界，沪校受到直接威胁，处境日益困难。但沪校师生以“最后一课”的精神，坚决实行“三不”方针（不向敌伪注册、不受敌伪津贴、不受敌伪干涉），维护了民族气节和复旦声誉。因此，抗战胜利后，复旦沪校没有“伪”大学之虞，也没有所谓的“甄别”之问题。1944年前后，李登辉总结出以“牺牲、团结、服务”（Sacrifice, Solidarity, Service）为内涵的“复旦精神”。自1943年夏开始,沪校学生人数大幅回升。这年秋天，注册学生达1296人。1945年8月，抗战胜利，秋季注册学生多达1640人。同年9月，受渝校委托，沪校成立孙绳曾等五人组成的江湾校舍接收委员会。10月，派土木工程系、化学系师生先行入驻江湾校园。1946年2月，沪校校务会议决定，自
摘自《桃李灿灿 黉宫悠悠:复旦上医老校舍寻踪》
